讀者：朱志德
本次要推薦的書籍是《熟番與奸民》，作者為柯志明。
大清帝國對於台灣的管理，到底是積極管理還是消極放任？封山禁海到底玩真的玩假的？
大清帝國對於熟番，似乎有些積極攏絡、保護產權的政策，為何最後卻仍導致土地流失？
這套書厚而不重，內容豐富，文筆流暢，記載了清代制度的變遷，歷次的械鬥和民變，平埔族的遷徙，而這些事件竟是環環相扣。書中附有大量精細的地圖，詳細闡述漳泉客的分布、平埔番社原址和遷居地，番界的變動，以及各次民變進軍和潰退的路線。
本書承繼了邵毅柏、施添福、陳其南等學者研究的研究成果，將國家權力斧鑿的痕跡，以及底層社會的應對方式，納入到歷史的論述中。
在本書中可以看到，民眾是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：對於自身有利的，就擴大解釋，最大範圍的爭取自身的利益。對於自身不利的，就想方設法逃脫監管(無票偷渡、脫漏不納保甲、界外私墾)。而當勢力大到與周遭勢力或國家權力發生衝突時，或者分類械鬥、或者起而武力抗官、或者假借義民身分投靠官方。清政府雖然不斷調整政策，然而由於監管能力的不足，最終常常導致適得其反的後果。
常態部署：生番在內、漢民在外，熟番間隔其中
清領初期管理熟番社的方式，實際上延續荷鄭時的贌餉制度，稅收與以往捕鹿數量呈正比，然而隨著過度捕獵和漢墾地佔據獵場，鹿群和番社收入越來越少，再加上負擔日重的繇役和陋規，熟番面臨選擇，是要起而反抗、還是改行精耕農作。在這個背景下，北部番變(大甲西社事件)爆發了。
在北部番變中，岸里社土官潘敦仔選擇與漢通事張達京合作，協助清政府鎮壓反叛的番社，一方面藉戰功免除繇役和部分稅收，另外一方面將土地占為己有後，開發水利，從事精耕農作。岸里社由於欠缺開發水利的資金和技術，於是透過割地換水條約，將大部分土地租給漢人耕種換取公租，而剩餘的社番保留地自耕或招募漢佃，大部分為潘敦仔家族佔有，其餘的才分配給社番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埋下了後來番社內鬥的火種。
.以岸裡社為首改行耕作的熟番，成了政府的協力者之後，清政府提出了三層制常態部署，將康熙時代的界碑升格為土牛溝，熟番土地橫跨界內界外，受政府法規保障，界內可租給漢人收租、界外歸熟番自耕。
熟番一方面要守隘防止漢人出界開墾、一方面要防範生番外出獵首、一方面還要協助鎮壓番漢叛亂，根本無暇自耕。原本用來保障熟番地權的裡番同知，卻變成攤派支出和勒索陋規的機構，公租入不敷出。因此熟番的選擇是監守自盜，招募漢民界外私墾以增加收入，然而這些私墾者因為脫離監管、且為了自保，逐漸發展成武力強盛的沿山勢力，反過來威脅熟番和清政府的權威。
在界外私墾暗潮湧動的同時，清政府為了協力者尾大不掉，先是革去張達京等漢通事的職位，由番通事接任，接著當潘敦仔逝世後，又不許其子潘士萬繼承。
原本通事身兼國家代理人、社眾保護者的職位，資產運用上一向公私不分，在為己謀私的同時還會想方設法開源節流，讓社眾也獲利。如今從通事職位退下後，便改以私利為優先，潘家把大量土地和公租占為己有，又深諳政治操作，使得繼任者討要不成。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，只能向社眾多抽取社番口糧租以攤派費用，社眾因為自身利益受損，為了趨利避害只得起來抗爭，從而引發社主派和社眾派長期的內鬥。
林爽文事件後，清政府改實行番屯制，將熟番正式納入土司民兵，而漢人界外私墾的土地也轉交熟番作為養贍埔地。然而出外征討的軍事支出，以及內鬥訴訟的費用，使得番社財政瀕臨破產。鬥爭失派的社眾派，終於將社內公有資產全部抵押，向社主派的潘家借貸度日。少數不甘心投降的社眾派，聯合之前部分被打壓的番社，在潘賢文的帶領下展開了第一次平埔大遷徙，到後山的噶瑪蘭找尋新的開墾地。
社主派雖然獲勝了，但緊接著而來的，是潘家為了分祖產而展開的下一輪內鬥，財力大為損耗，還被胥吏見縫插針加以勒索，指控雙方在訴訟過程中盜刻官印，有謀反之嫌，只能借高利貸籌更多的錢，打點有力人士後才得以脫困。
連最又權有勢的潘家都深陷高利貸陷阱了，社眾的情況就更為糟糕，因為入不敷出，同樣只能借貸，而借錢的來源竟是底下的漢佃。原本漢佃承租土地是要向熟番繳租金的，現在租金被拿去抵債了，就可以少繳甚至不繳，承作耕地的年限也不斷展延。
熟番不但收不到錢，還得反過來已成為債主的佃農交錢償還複利，而漢佃與沿山私墾勢力相互勾結，擄人勒索暴力討債，最終熟番所有的土地被迫賣出抵債。第二次平埔大遷徙，正是番社全體因高利貸破產，土地全部被抵押，而最後被迫到埔里尋找新的開墾地的慘烈結果。
權變手段：漳泉客三籍，黨類區分，互相箝制
清政府對待漢人移民，是以防制生聚作亂為原則，因此先提出限制渡台、限制攜眷等政策，然而土地開墾的利益，還是吸引大量移民來台，為了逃脫保甲的勞役義務、逃脫戌吏陋規的需索盤剝，這些人透過偷渡、脫漏等方式逃脫監管。
由於限制攜眷，這些人大多是單身的羅漢腳，在外討生活，同鄉是常見的依靠。由於府城周遭土地大多已開發，於是前往荒野多、監管又較少的諸羅、鳳山縣邊境地區，就成了這批人的首選。然而人群增多，政府的需索隨之而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朱一貴事件於鳳山縣邊境的羅漢門爆發了。
在這次的動亂中，粵籍閩語系的杜君英(廣東沿海潮汕人)，與閩籍閩語系的朱一貴(漳州人)依同起而抗官。而粵籍客語系的六堆，選擇與杜君英劃清界線，站在政府一邊平叛。結果是潮汕人在鎮壓後，似乎就從歷史記載中隱聲了；而六堆因為義民身分，獲得豐厚的回報，以往粵籍跨省取得渡台證照和入籍相對不便，容易遭到閩省官吏盤剝，因而多選擇偷渡脫漏，如今不但渡台證照和土地取得就地合法化，還免除保甲勞役負擔，使得入籍人數增加，還可庇蔭後來的鄉親，勢力更加壯大。
清政府檢討朱一貴事件的起因，認為是過多的羅漢腳，因為無家累而敢於抗官，於是放寬渡臺、攜眷、入籍限制等，全台開墾範圍增加，彰化縣、淡水廳隨之形成，漢民開始侵占熟番的土地，於是爆發前文所述的北部番變。
清政府這次檢討北部番變，決定以劃界遷民的方式限制漢人的開墾，將部分熟番納為在地協力者，然而熟番一方便監管不利、一方面為了利益驅使監守自盜，反而滋生界外私墾勢力。
這群在邊界內外穿梭的漢人，一方面要防範生番獵首，一方面要與其他競爭者競爭，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，不得不發展成會黨形式的準軍事組織，並且用武力來解決糾紛和對抗官府。
乾隆四十七年，彰化、諸羅縣平原一帶爆發首次漳泉分類械鬥。沿山私墾勢力由於武力強大，被招募過來作為打手，大肆搶掠後全身而退，緊接著又是為了爭搶埔地，界外私墾勢力大打出手。
嚴重的治安問題，政府終於無法再漠視，於是開始整飭沿山，重新測量土地、收歸官府和熟番所有，而能夠取得正式墾照者，是平原那些與官府相對良好的士紳業戶。對於沿山私墾勢力而言，這是國家機器在搶奪自己的私有財產，因此起而武裝反抗。
乾隆五十一年，林爽文事件爆發。這次以漳州為首沿山勢力傾巢而出，橫掃全台重要的城鎮和港口，島內一萬駐軍竟不是對手。然而由於先前分類械鬥的影響，把持港口的泉州人決定轉投政府一方，再加上客家、熟番的牽制，雙方呈現僵持的態勢。清政府先後調撥了四批援軍，人數高達五萬，才終於鎮壓下去，最後還得聯合生番才得以剿滅逃入深山的殘黨。
乾隆六十一年，又爆發陳周全事件，這次起事者以泉州人為主，之前林爽文事件還是奸匪的漳州人成了義民，加上政府軍應對迅速，叛亂較快被弭平。使得政府有了將分類械鬥當作權變部署的想法。乾隆皇帝再回復楊廷理的奏則時寫道："台灣地方向分漳泉粵三庄，伊等類聚群分，遇有事端，彼此轉得互相牽制，是該處民情不睦。倘有械鬥仇殺情事，地方文武原可隨時拿查，亦只可聽其自然。"
於是在政府的放任下，漳泉客之間的嫌隙更甚，雖然在後續的日子裡，叛亂得以迅速地被弭平，但分類械鬥逐漸加劇，所造成的死傷不亞於叛亂，給民間社會造成的動盪更加嚴重。
而當叛亂發生時，民變方也不再講求團結漳泉客三籍，而是攻殺他籍村莊，引發對方的報復，擴大分類械鬥，作為團結本籍的手段。而宣稱支持官方的義民一方，也假借名義，挾怨焚殺那些沒加入叛變的他籍村莊，而非配合官府動員進軍，六堆就是因為在許成事件中的所作所為，最後被政府一併鎮壓。
分類械鬥的擴大，使民間習於戰守，並且更加注重建設自身的防禦工事、訓練武裝團體、以及購置新式槍械，最終發展成武裝豪強，此時不再為了所屬族群，而是為了各自家族和行會的利益爭戰。
而隨著大清帝國本土層出不窮的大型民變(太平天國、捻亂、回變)，以及列強的叩關，清政府再也無力派出足夠的軍力來威攝台灣的動亂，甚至還要鼓勵本地仕紳協辦團練，以維護當地的治安、甚至抵禦列強的入侵。
開山打林、開港通商的利益，使得艋舺爆發頂下郊拚，同為泉州籍的三邑人佔據優勢，焚毀了安溪人和同安人的廟宇。同安人一方面遷居大稻埕和大龍峒，一方面聯合漳州籍的板橋林家，企圖捲土重來。
戴潮春事件中，此戰雙方皆有漳泉客三籍的武力，雖然不像林爽文事件那樣橫掃全台，但曠日持久，雙方的碉堡犬牙交錯，易守難攻，死傷慘重。加入叛軍的小埔心林家，以及加入政府軍的霧峰林家，其實原先都是漳州籍的沿山私墾勢力，林爽文的精神繼承人，就這麼在新的時代，為了自身的利益奮力搏殺。
漳泉客分類械鬥相互制衡的權謀，卻養出地方豪強，擠占政府和熟番的空間，最終以權害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