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者：朱志德
本次要推薦的書籍是《逃離中國》，副標題為現代台灣的創傷、記憶與認同，作者為楊孟軒
本書的主角是"外省人"，但主題不是外省人離散經過的歷史，而是外省人的「集體記憶敘事」隨時代背景"轉變"的歷史。
貌合神離的暫時聯盟
今日人們有個普遍的印象，即外省人是國民黨的鐵桿支持者。然而在大離散的1950年代，情況並非如此，這群人來自大江南北，有之前鬥爭中失敗的軍閥仕紳、有對執政者看不順眼的知識份子、也有被強行綁架抓伕的年輕人，而戰亂帶來的苦難使得許多人對執政者並不信任。
國民黨對於這群人也疑神疑鬼，害怕中共間諜透過離散人群滲透來台，煽動不滿的民眾(無論本省外省)起來顛覆政府。當時外省人占台灣人口的15%，而在白色恐怖抓人最多的1950-60年代，被國民黨監禁和槍決的人中，外省人就佔了一半，也就是遭到迫害的機會是本省人的6-7倍。
當外省人陸續成立各省同鄉會時，又引來黨國政權的另一波忌憚，擔心軍閥分離主義再次興起，不利未來反攻大陸後重塑大一統。先是禁止同鄉會跨縣市串聯，接著派人員監視、管控金流，最後則是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蓋過去。
然而大離散使得外省人脫離原鄉的社會關係，成了一無所有的原子人，當他們要重建關係、尋求經濟支持時，黨國政權成了同鄉會以外能夠爭取主要對象，使得黨國能夠輕易加以壓制、操弄，最終加以收編。
大離散造成的雙重創傷
當時台灣原居民約600萬，而移入的外省軍民約100萬，其中有六成都集中在西岸的大城市。如此龐大的人口遷入，自然對於住房、就業、市場物資供應、公共衛生、交通等種種事項都產生強烈的衝擊。從當時報刊雜誌的分類廣告，可以見證當時一無所有的外省人試圖重建支離破碎的人脈：組織同學會、同業公會乃至同鄉會；尋人啟事；徵求義父母。另外當時留存的檔案也顯示，1950年代，外省人的自殺率、精神疾病就診率顯著偏高，是本省人的2倍，直到1960年代才降下來。
而相較於本省人於日本統治下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，外省人從民國時期經歷漫長的戰亂和逃難，也在亂世中養成了極端的生存手段，並且帶到台灣。許多潰不成軍的敗兵，登陸台灣後與原有部隊失去聯繫，自身又窮困的一無所有，然而依然攜帶過去配發的槍枝和彈藥，便成了劫財劫色的利器，相關的犯罪新聞層出不窮。
集體記憶敘事隨時代背景轉變
在1950年代，這些關於大逃離的記憶是被被隱而不說的，一方面對於政權來說士氣不利，不值得鼓勵，取而代之的是撲天蓋地的反共宣傳；另一方面，這不過是從民國以來無數次戰亂和離鄉的其中一次而已。
如果回顧當時外省人普遍書寫的懷鄉文學，除了懷念故鄉外，另一個常見的主題是把大後方的景色與台灣作比較，當年在打的這麼慘烈、流亡這麼遠的情況下，最終因為友邦援助而絕境逢生、倖存者重返故鄉，對抗戰苦撐待變經驗的回顧，是對現況的隱忍和對未來的期盼。
1958年，中美聯合公報發布，蔣介石被美國人逼著放棄"武力"反攻大陸，這時的外省族群意識到，今生可能永遠無法回到故鄉了。於是1960-1970年代對於外省人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參與同鄉會的活動，並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，發行記載故鄉歷史和風土民情的"地方文獻"。既然回不去了，那就要永遠記住家鄉的一切，並且讓子孫們也永遠記得。
外省人投入同鄉會的活動，不應單單視為無盡的文化鄉愁，反而是在台灣安頓下來，建立在地化群體的開始。會館、文物館、原鄉寺廟、墓園等永久建物陸續出現，家譜也從遷台第一代開始編纂起，像極了當年漳泉客移民土著化的歷史。
1980年代，兩岸政治局面鬆動，返鄉探親的美夢成真，卻迅速轉成創傷與惡夢。故鄉不再是記憶中美好的模樣，因為外省人跟隨國民政府遷台，在家鄉中的親人被視為"蔣匪餘孽"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，有的被鬥爭致死、有的死於大躍進的饑荒、有的連祖墳都被刨了，而倖存者工作升遷受到影響，自然對返鄉的親人也沒有好臉色，再加上兩岸當時經濟發展的差距，朝思暮想的親人成了唯利是圖的陌生人，再多的金錢援助也填不滿物質的渴求。
返鄉造成的創傷，使得許多外省人堅定回到台灣過完餘生的念頭。然而隨著1990年代台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，乃至於台灣民族/國族主義的興起，當他們想要加入這個"台灣人"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時，他們發現，自己一點也不受歡迎，
為何2000年後外省人要開始大量書寫大逃難的記憶？因為他們想要證明，他們也是黨國政權迫害下的受害者，而不是黨國政權的幫兇。
每次外省人經過創傷，他們就會試圖從記憶庫中，提取出一段記憶來療癒傷口，用這段記憶來說服自己(通常較成功)、或者說服其他人(通常不太成功)，自己到底是誰、家鄉到底在哪？
你的創傷造成我的創傷：如何透過多向同理來暫時和解？
最後作者用自身家族的歷史來做比較
作者作為二二八受難者家族的本省人後代，一開始是懷著追究的憤怒展開研究的，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，隨著"對話"的加深，逐漸產生了同理心。
然而把兩造的說法相互對照來看，事實上並不能緩解本省人的憤慨，因為雙方都是站在各自的記憶、創傷和立場上各說各話。
本省人同樣也受到歷史事件造成的創傷，但其遭遇、感受和論述的方向，自然與外省人大不相同，且互相衝突的，這不是用一句放下、或者相互同理就能夠解決的。
外省人越是講抗日經驗，就對生活習俗受日本影響的本省人感到偏見；而本省人對黨國政權不滿時，又反過來用前任殖民者的語言、習俗來拐彎抹角的反抗。
外省人開始書寫大逃離的歷史經驗，試圖跟黨國劃清界線，在本省人看來卻仍是漂泊不定，尚未認同島嶼的表現，乃至於覺得他們反而跟黨國綁得更深，更應該為黨國犯下的不公義和政策補助所佔的優勢道歉。
作者話鋒一轉，如果將時間軸拉遠，作者所屬的家族，於清代時遷移到台灣的閩客移民，後來被稱作本省人的族群，對於台灣南島原住民族群產生的衝擊，和戰後外省人對本省人造成的衝擊，未嘗不是如此。
當漢人敘述家族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歷史時，原住民成為潛伏山中，不知何時會來獵人頭的意外災害和殺人兇手。又有多少人能夠換位思考，是對方的土地遭自己所奪，造成對方顛沛流離，乃至於武力反抗？
在民主化過後，本省人得以公開表達對於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共享文化創傷，同時也能讓外省人、原住民表述自己的歷史傷害。然而各自陷溺於自身創傷憤恨不平中的不同記憶群體，如何修復關係，這又是另一個大哉問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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