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者：朱志德
本次要推薦的書籍是《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》，作者為林正慧
"客家"(hagˋ gaˊ)這個稱呼，是二戰前後才出現在台灣。
從清代到日本時代，客方言人群的自稱和閩方言人群的他稱，都是"客人"(hagˋ nginˇ/ kheh-lâng)；而統治台灣的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稱則習慣稱呼他們為粵人/廣東人。
在客方言人群想像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中，有許多有趣的問題值得探討。例如來者是"客"，為何只有客方言群的自稱和他稱是"客"？客語系人群橫跨閩贛粵三省、粵省另有粵語系人群，為何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會稱呼他們為粵人/廣東人？
土客衝突：眾多蔑稱中的雅稱
宋代的文獻已記錄到：靠山區的汀州和梅州有類似的方言，與沿海的泉州、潮州無法互通，預示了今日閩客方言分界的成形。然而當時的人群，都以州縣名稱作為自稱或他稱，並不以"客"為名。
明末清初的動亂，造成周邊平原土地荒蕪，緊接著是美洲作物的引進導致清初人口激增。由於閩粵贛邊區山多田少，飽和的人口逐漸向外發展，並與周邊族群發生衝突。
周邊的閩粵族群，先以棚民、流寓這種流浪者的形象稱之；也有相對於本地土民而稱之為客民；當衝突加劇時，則以流哎、哎獠、哎猺等蠻族標籤稱之。
因此在眾多稱呼中，"客"成為最文雅的一種稱呼，反映了自身客而家焉的遷徙歷史。客方言群也因勢利導，將這個名稱與衣冠南渡相連結，認定自身不僅是從山區往南遷徙，更是歷朝歷代從華北南遷的漢人，其文化風俗較周邊族群優越，"客"成了凝聚自我認同的雅稱。
相對於族群衝突的邊緣客區，在連片的閩粵贛原居地，客方言群本身就是主人，沒必要自稱為客。然而隨著大清開港通商，更多的客方言群到沿海城市工作並且返鄉。南方各方言群競爭政府權位及貿易利益，仕紳和新興報刊開始介入族群自我塑造的論述，客家自稱的論述也隨之回流到中心客區。
客方言群反過來稱呼閩方言群為"貉獠/福佬"，而閩方言群把貉獠轉寫成"河洛"，也認定自己是衣冠南渡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逆轉閩主客佃：義民、粵籍與分類
清帝國新納入的領土台灣，文獻中記載的"客"其實有三種不同的意思。一是以熟番為土，來自閩粵兩省的移民皆為客；二是因為台灣府歸福建省管轄，因此閩為主、粵為客；三才是指相對於閩方言群的客方言群。
清政府制定政策時是以省籍為主。台灣的閩籍移民從清廷領台伊始，就站穩台灣為福建一府、自為土著之立場，將粵籍移民歸為隔省流寓之"客"。在渡照、墾照、保甲入籍等公文作業上，閩籍移民佔據優勢，搶先佔據土地，形成閩主客佃的格局。然而朱一貴事件後，六堆客方言群靠平亂立功，獲得"義民"資格，得以合法入籍取得土地。
客方言群下一步爭取的是科考資格，地方官和士人將學額視為既得利益，極力抵抗它省讀書人應試，即便客民已經入籍。為了減少衝突，最後清政府訂在原定閩籍學額外，另外新增粵籍保障名額，"粵"也因此成為官方的專屬稱呼。
雖然閩粵並立，閩省汀州為客方言群、粵省潮惠兩州沿海為閩方言群。這兩撥人群相較於福建漳泉兩州、廣東嘉應州(四縣客家)人口較少，發展了特殊的求生方式。在科舉時必須與同省移民競爭相同學額，在分類械鬥和起兵抗官時傾向站在相同語言的族群那邊。然而隨著時代推移，逐漸遭到同化而隱沒在歷史當中。
許多人常會忽略朱一貴事件時的主力杜君英實際上是潮州閩方言群，以及三山國王是潮州人為主的信仰，而誤把他們當成客家人。
國勢與鄉貫調查：要依據語言還是籍貫？
日本統治台灣之初，是把客方言人群稱作"哈喀族"的。然而隨著統治台灣日久，接收了清代的檔案文獻的稱呼，而改稱為"廣東人"。
在進行調查作業時卻出現標準不一的情形。戶口調查和國勢調查是根據語言區分，而鄉貫調查則是根據祖籍區分。這導致前述閩省汀州、粵省潮惠兩州沿海的移民，在不同的調查作業中分到不同族群，這也造成戰後學者和政府單位高估"福佬客"人數的起源。
日本人以"廣東人"稱呼客方言族群，造成另一個後果，就是當日本開始往華南和南洋進行商業和軍事擴張時，把客方言族群帶去當通譯。結果發現與另一批廣東人"粵方言族群"之間無法溝通，這才得知當地人認知的"廣東話"和"客家話"的差別。於是到了統治末期，開始逐漸又改用源自華南和南洋的"客家"來稱呼這批族群。
共同體論述的新血：半山、外省與海外客家
日本時代有一批台灣人到中國大陸尋求經濟或政治上的發展，戰後跟隨國民政府返台，除了原生的閩客方言，相對又熟稔華語官話，較有機會到黨政機關任職。
同時遷台的外省人又以沿海的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五省為最多，自然涵蓋大量的閩客方言族群，較有機會融入台灣當地社會。再加上政府自居中國正統、聯繫海外華僑的需要，閩客粵方言群又在華僑中居於多數。
因此除了台灣本地的客方言族群外，半山客家、外省客家、海外客家的加入，成了構建客家想像共同體的新力量。由於客家族群在台灣是相對少數，一方面易於接納這些新血，一方面又有拉攏統治者的傾向(彷彿清代的義民)，而大量文獻的撰寫，使得中原南渡的客家論述成為顯學，將客家的地域認同嫁接到整個中華民族主義之上。
然而在強調客家血緣的同時，客語方言的傳承卻逐漸流失。一方面是政府政策對方言進行壓制，另一方面是都市化及工業化，導致大量人口離開鄉村客庄，到都市求學就業，華語和福佬話成了交談的主要媒介，客語淪為家庭語言，甚至出現世代斷層。
結語
本書的結論認為，客家雖然一直被強調有悠久的歷史，但如果回顧文獻，客家成為方言人群的自稱，且強調中原的遷徙歷史僅始於19世紀，而文獻中"客"之一詞，仍是鄉貫主義下的土客之別，而非方言人群的意涵。
其實近代各個民族國家、乃至爭取自治權的眾多小民族，未嘗不是如此，想像共同體構建的文獻距今不遠，而民族歷史淵遠流長。在這個形塑的過程中，與周邊族群的互動，以及國家力量的介入，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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